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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学习的制度安排
    2019年07月19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谭虎娃 刘蓓蓓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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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李维汉曾回忆到:“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一是计划性强,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进行的。二是组织性好,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自发进行的”, 因此“它的学习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方面的经验,仍有指导意义”。李维汉的回忆,既指出了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成功,也分析出了成功的内在原因,即建立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符合在职干部实际的学习制度。

      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制度

      为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并把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事情来抓,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1940年6月,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直接领导在职干部教育工作。

      除设立干部教育部这样全局性的职能机构,延安时期在干部教育过程中还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之干部。同时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194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建立,在总学委会下先后成立党政军各个系统的分区学习委员会,分别领导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的学习。

      随着领导全党和各系统学习的机构的建立,中央提出“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这样,就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学习领导小组,责任层层下达落实,夯实了组织领导机制,为在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分类编组制度

      延安时期的学习小组最早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理论家倡导建立、少数干部参加的相互学习、研究的松散组织,其中有些是由单位内部组织,如中宣部小组、陈云小组;有些则是由相同爱好和研究的人组成的,如毛泽东倡导的“延安新哲学会”。

      1939年,中央宣传部把这些学习小组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发展到了整个在职干部教育上,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并制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制度。为使学习编组具备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编组时坚持四条原则:一、按行政单位和地区接近的原则编组;二、按同类干部和水平相近的原则编组;三、同一机关和同一部门的同类小组不宜分散,应集中编组;四、一般没有秘密性课程的,让非党员干部与党员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以便互相勉励,共同提高。

      对于学习小组取得的成功经验,曾参加过张闻天小组和陈云小组学习的于光远认为:“一是切切实实地学,虽然陈云小组和洛甫小组读书的方式很不相同,但是认真读书这一点是相同的;第二点是每个人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拘束,不同的意见自由争论;第三是负责同志真正亲自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同大家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做到一直坚持学习。”

      写笔记制度

      1937年11月底,陈云从新疆回到延安,在随即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1938年开始,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了一整套学习办法,写笔记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对于这一方法,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阐释到:“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为了让写笔记要求落到实处,陈云还经常检查干部的笔记。陈云在中组部组织的学习及其制度建设使干部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的理念,也为延安整风这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的展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42年2月,全党普遍整风开始。鉴于之前在讨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决定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行政领导机关很少有准备的有计划的组织”,1945年4月3日,中宣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这一决定,西北局于1945年4月14日制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决定的计划》,18日向各地党委致信传达了“四三”决定。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被层层细化,陕甘宁边区秘书处甚至提出“没有笔记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测验制度

      延安时期关于干部考试的宣传报道最早出现于1941年9月的《解放日报》,即中共西北局为克服学习上的“差不多”主义,掌握边区各级干部对边区施政纲领了解程度进行测验。在这之前,在延安“似乎考试不大为人所注意,大家对这件事都已渐渐忘记”。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会议在对文教提案第八案审查意见中指出:“在在职干部学习上,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审其成绩。”这样就把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在边区固定下来。之后《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各级在职干部学习成绩考查,分日常考查、临时试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四种。当然,这时的考试主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工作进行检查,如中外史地、中国革命运动、党的政策和业务知识。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指出:“为了考察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中央文件及本决定的内容与意义,本部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可以说,从此,考试制度真正运用到延安整风学习中,并逐渐成为一种风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未刊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7ZDA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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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谭虎娃 刘蓓蓓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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