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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哲学中两种逻辑间的张力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2014年04月25日 14:00 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3年11期 作者:王南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基于旁观者眼光的理论哲学;近代科学;基督教神学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早晚期思想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颠倒或翻转所导致的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这一张力的解决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看乃是根源于近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近代科学意识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具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其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面对人本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科学所造成的形而上学危机的基础上,从逻辑上说,有三条哲学道路或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可称之为唯意志论方案,第二种方案则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行,第三种方案就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辩证法的道路,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辩证神正论或神义论。但无论是从近代科学革命还是从基督教神学所内在蕴含的张力来看,导向现代性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黑格尔哲学之困境,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两次颠倒或翻转,一次是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那样的无限主体或绝对主体向人或现实的个人这样的有限主体的翻转,另一次则是从人出发的“人本主义”向从“自然规律”出发的“科学逻辑”的翻转。我们可以从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立场和基于旁观者眼光的理论哲学立场两种视角对比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两次翻转之间的关系。旁观者的理论哲学方式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般进路;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方式则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哲学进路。我们不可能基于单一的行动者视角或旁观者视角,将马克思哲学构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要想保全马克思哲学的双重视角,就必须放弃单一视角的逻辑一贯性。而只满足于一种将旁观者的理论视角向行动者的实践视角“归结”。满足于在两个视角之间的层次性跃迁,即一种类似于数学中以切断自我指涉的方式解决集合论悖论的“类型论”或“分层语言”的情况,而不是导致逻辑悖论或逻辑矛盾的“还原”。通过这种“归结”,我们所达到的决非一个单一出发点的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共同体”,而仍是一种内含双层原则的理论“联合体”。

      关 键 词:马克思哲学;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基于旁观者眼光的理论哲学;近代科学;基督教神学

      作者简介:王南湜(1953- ),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1-0001-017

      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是马克思持续一生的活动中轴,但作为批判之武器的思想或理论范式却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有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则事实上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阐释的不同范式或路径。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或一般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将这一影响仅仅限制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还是将之扩展到对于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影响,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深刻地涉及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如果按照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块分割,《资本论》便只属于政治经济学,则谈论《资本论》的哲学就不是一个正当的话题。进而,如果将经济学研究扩展到对于哲学观念的影响,则如何将这种影响与前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整合起来,则是关键的关键之所在。这当中涉及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颠倒或翻转所导致的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这一张力的解决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和后续推进,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便是试图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的理解所做出的推进。为此,本文拟首先概述他们所做工作的核心观念;然后将他们的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放置到西方科学思想的近代转型以及宗教神学思想的内在张力背景下,进行某些辨析;最后则试图表明马克思思想中由于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翻转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双重理论视角,并对如何理解这双重视角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按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被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有三个方面,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便只是对于三种来源的改造,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改造,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改造。既然三个组成部分一一对应于三个来源,其间并无交叉之处,因而结论便自然只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其哲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或者,退一步说,至多也只是影响到马克思关于经济生活对于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首要性的重视,而别无其他。而这样一来,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即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也就被消解于无形之中,无从谈起了。当然,真正的问题是不会被真的消除的,而是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且从马克思哲学阐释史谈起。

      按照上述理解会立即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改造而可能形成的哲学与自第二国际以来人们实际上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马克思的哲学既然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那么,由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与之有密切关系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都是一种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哲学,即便是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只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体置换成了感性的人主体,即通常所谓“人本主义”,因而仍然是从主体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因此,马克思的这种改造的结果便只能是一种强调人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哲学,而不可能是一种千方百计地抹杀人的能动性的哲学。但实际上自第二国际以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一种类似于法国唯物主义那样的哲学,所不同的只是将对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解释推广到了历史领域而已。如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这样一种哲学,那么与其说它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还不如说是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非批判继承。然而,悖谬的是,法国唯物主义式的这种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似乎又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持,因而也就有了某种权威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他的研究方法时明确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显然,马克思早期哲学中强调主体能动性的人本主义与这里所表达出来的经济决定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立场上的反差。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上述巨大反差,人们尽管也会存有疑惑,但多以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理解为以法国唯物主义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而告终。但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毕竟使人们难以释怀。尽管可能以某种方式将这种反差所形成的“空无”填补起来,但它却不会全然消失,而是会表现为某种“征兆”或“症候”,暗示着某种“病灶”的存在。事实上,列宁晚年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他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的论断[2]、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都表明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了这一“征兆”所意味的东西,并试图加以解决。然而,如果只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转向某种黑格尔主义的阐释方式,那并未解决问题,而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将传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和三种来源一一对应地接受了下来。在这种方式中,马克思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于其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就仍然是不相干的了。这样,“症候”就仍然存在。

      如果说第二国际和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是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法国唯物主义式阐释而形成其决定论哲学体系的,而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回到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来构建其批判理论的,那么,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马克思早晚期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早期手稿公之于世的时候,人们就将马克思截然分割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且各自宣布只有其中之一才是真正的马克思。这种截然分割引起了一些论者的反驳,他们试图说明马克思早晚期思想的统一性或连贯性,只是这类说明面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巨大反差大多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而流于仅仅表明态度而已。当然,二分论所说的青年马克思主要是指写作《手稿》的马克思,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则被认为是走向成熟的马克思。至于《手稿》与《形态》之间的关系,一种激进的说法是两者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如阿尔都塞便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认识论断裂”,断裂的位置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1845年,并把1845年以前称作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以后称作科学阶段。而较温和的说法则认为尽管至《形态》马克思的思想才趋于成熟,但两者之间还有某种连续性。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说法由于其稳妥性而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具有了正统地位。

      这种温和的说法中包含着写作《形态》与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大致同质的意思。但从《形态》到《资本论》的发展,果真是一条平滑的连续线吗?有人不以为然。事实上,如若认真研读马克思从《形态》到《资本论》的一系列文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重大变化。如马尔库什便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他写道:“我们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看到了多种类型(或形式)的批判理论,马克思阐释这些理论的详略程度不一,它们彼此差异明显。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我们发现了批判理论的四种形式,抛开这四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不谈,它们分别表现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6—1847年的作品(首先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有关工资的手稿)、《大纲》和《资本论》中。”[3]175毫无疑问,在马尔库什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手稿》与第二阶段的《形态》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大跃迁,这一点也一般被人们视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决裂,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时期。就此而言,将《手稿》与《形态》划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批判理论是合适的。但是,马尔库什又对马克思作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阐发,那就是他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范式作为双重过程——劳动过程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同时提供了一个范畴框架,借助于这个范畴框架,在每一个历史情境之中区分出预先给定的社会环境的方面和要素(人类同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要被同化的基本的事实性而对象化在这些方面和要素中)与另一类方面和要素(人类相互关系在这些方而和要素中物质化,人类的有意识集体活动可以并且应当彻底地评判和转化这些方面和要素)才成为可能(至少在原则上成为可能)”。[3]79基于此,“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方面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方面密不可分的结合,并不表现为在对生产范式所概括的两个方面进行概念区分时的理论问题(和困难),而是表现为真正做出区分、造成二者分离的史无前例的实践任务。《资本论》的‘批判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这样一个社会:它有能力从制度上把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性—技术性的前提要件从这些社会目标的设定——这些目标决定了经济的功能、方向、属性和节奏的实际历史内容,并由此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实践历史内容——之中区分出来。马克思认为,‘必然王国’(即‘由需要和外在必然性所决定的劳动’的领域)与‘自由王国’——在自由王国之中‘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开始了——之间的这种区分,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组织中将会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3]92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按照马尔库什的理解,其最终目的是如何实现把人类的自由从自然必然性中分割出来,使之不受必然性之影响。按照这一准则,则在论证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时,是否在理论中实现了对这种分离的可能性的论证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这种分离的论证,可以作为划分马克思生产范式的一种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手稿》与《形态》两部著作都并未探索如何分离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只是直接在生产范围内探讨如何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因而两者之间便存在着更大或更紧密的关联,因此与《大纲》及《资本论》之间则存在着更大的差异。显然,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同一与差异,是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

      而若进一步追究,人们还会发现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也存在着两种相异的逻辑。在国内学界,较早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当为孙伯鍨先生。孙伯鍨先生在其《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思路,那就是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4]177。尽管孙伯鍨先生认为前一种逻辑“仍旧停留在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内”,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4]157,193,但是无论如何,他毕竟指出了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这一问题。而这就启示了后来者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承接孙伯鍨先生的启示作进一步探讨的,是张一兵教授。在其初版于1995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作者所要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思想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创立了一种实践的能动的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它的理论本质并不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所诠释的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而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主体通过客观物质实践对外部对象和自身的历史改造之上的科学认知……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客观物质生产这一一般基础,科学地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视角,(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广义层面)。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还站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主体视角上,探寻了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因素。在他对人类文明史主体视角的考察中,马克思特别指出了在社会经济的形成中经济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性和支配的主导性因素(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狭义层面)。而这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主题当然会超越这种被决定的历史状况,成为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5]3-4换言之,当时作者“强烈地觉察到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有两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层面:即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的和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是历史的肯定人类历史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5]2

      在初版于1999年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张一兵教授做了新的探索。该书“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哲学话语的转换”。这首先体现在作者“澄清了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之思想支援背景中被遮蔽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话语问题”。这包括揭示出“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隐性哲学前提,是在社会生活中承认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并抽象出客观社会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社会唯物主义”,以及指明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深层关系,西斯蒙第、蒲鲁东、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等从经济学视角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对马克思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经济学支援背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论视角,作者着意刻画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到的“人学社会现象学”为第一个理论制高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同一时期相关论著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创立为第二个理论制高点;“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理论制高点”,则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创立。当然,作者不是简单地描述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深入而细致地指出了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马克思思想中所存在的双重逻辑之间的复杂关联和情势消长。如在第一个阶段中“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那条从客观现实出发的隐性逻辑的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来源”;第二阶段中“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种思路,即哲学逻辑与经济学现实批判的分立”[5]序3-8。一位评论者写道:《回到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突破在于,“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分割——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并由不同的专业人士分别研究、分别讲授的模式……使得统一的马克思思想,在现代研究者的理论视域中破碎了。而张一兵教授提出解读‘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种统一的、全貌的理论图景。这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来说,都无疑是一种突破。”[6]笔者深以为然。

      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之重估,在唐正东教授初版于2002年的《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正东教授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与马克思思想中双重逻辑相关的主要论点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理论的高度评价。他写道:“如果读不懂李嘉图,那就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中最深刻的一位唯物主义者。与他相比,斯密的经济思想中更多地具有人本主义的成分……李嘉图所表达的是一种在古典经济学的话语中对资本主义本质现实的真实的唯物主义剖析。”[7]98不仅如此,李嘉图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获得只是在于对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扬弃,那么,从感性的存在过渡到感性的活动,便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要义了。但如果能够在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生成史时,注意到在原有的从哲学到哲学的解读线索中容易忽略的经济学领域的开辟对哲学思想形成的冲击力的话,那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更深的理论层面就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7]118当然,李嘉图事实上没有达到新唯物主义。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几条相互分开的线索如果能够被有机地组合起来,并加以有效的发展,那是极可能生长出一种新型的哲学理论的,也就是说,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一种新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极有潜力的理论生长空间。”[7]116显然,这是对李嘉图的一个空前高度的评价了。作为对比,作者指出,卢卡奇由于“是从德国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角度(包括其二元论的缺陷性)来理解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的”,因而“英国古典经济学中那条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理论线索被遮蔽了”[7]127-128。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是从1843年10月开始接触经济学的。除了在这之前的很短一段时间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与经济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中推进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因此,严格地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他的经济哲学。”[7]265按此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之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成熟之日”。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凭借着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一举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的最终建构”[7]386,而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哲学的贫困》均未达到成熟,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更是未臻成熟了。显然,唐正东教授的这一结论与学界的惯常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因而是极富挑战性的。

      这样一来,无论如何,马克思思想中早晚期的重大差别也就无可置疑地凸显出来了,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果只是到了《大纲》中马克思才达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那么,即便是除去有争议的《手稿》不论,被人们普遍视为新世界观之起点的《提纲》和《形态》是否还有其独立的理论意义?或者说这只是马克思走向成熟的一个过渡阶段?进而,如果只有晚期思想是科学化的、且与之有重大差异的早期思想在不同程度上是人本主义的,则还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人本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否亦有其独特的意义?而如果这种人本主义有其独特意义,则它与科学化的晚期思想又是何种关系?即如果我们不能将其消融于晚期思想之中的话,则必须对这种不能消融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而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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